文：曾志滔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本學年學生自殺的消息不絕於耳。筆者既為逝去的生命感到難過，也害怕鋪天蓋地的負面報導，會令更多人萌生輕生的念頭。談及此事，一班輔導老師同工都非常擔心。前陣子，資深傳媒工作者劉進圖在《明報》發表一篇名為〈教我如何活下去〉的文章，分享了他遇襲的經歷和對學童自殺風潮的看法。當中提到「生命裡重要的東西」，現在的年輕人還能在校園生活上遇到嗎？進而深思的是，我們需要還孩子一個成長空間嗎？ 以下是劉先生文章的一小段節錄： 「原來我生命裏最重要的東西，全部都是學生時代無意的偶遇。原來在我脆弱的時候支撐我活下去的，就是那些年少輕狂的日子裏真心的知遇。如果我可以找到這三樣東西，同學們也可以找到。…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找到一個安身立命奠基永恆的信仰，一份啟迪理想燃點激情的興趣，一批風雨同路肝膽相照的朋友。」

三樣支撐

當中劉先生提到的：「生命裡重要的東西」，現在的年輕人還能在校園生活上遇到嗎？ 他提到的「三樣支撐他活下去的東西」，恰巧是「全方位輔導系統」中，年青人成長發展三大支柱的其中兩環：「理想和興趣」就是「生涯發展」；「朋友／友誼」則是「個人及群性發展」。（另外一環是「學業發展」。） 全方位輔導提倡人的平衡發展。學業發展、個人與群性發展和生涯發展缺一不可。若每個人的成長和塑造階段都在求學時期成形，那我不禁要問，香港眾多的教育政策，又有多少項照顧到同學們的「個人及群性發展」和「生涯發展」？新高中前後展開的教改浪潮，主調都是圍繞「提升學與教效能」。課程改革、文憑試、增值指標、校外評核、全面視學、電子學習、從閱讀中學習、自主學習、促進學習的評估、校本評核、終身學習……全部著重「學生學得更好」。可是「學得更好」往往異化成「學得更多」。教育政策以至學校管理領導（包括辦學團體、學校校董會等）嚴重向「學業發展」傾斜。結果，新課程與教學時數嚴重失衡。前線的風景就是老師學生為追趕課程和應付公開試補課補得天昏地暗。午飯補、課後補、周末補、長假期更加補。教的疲於奔命、學的也消化不良。但我們卻忘了問：老師和學生的身心是否能夠承受？老師和學生又有多少空間去彼此關心和互相支持？ 日本的青少年問題同樣嚴重。為了應付欺凌、輟學、隱蔽青年等現象，廣島縣和岡山縣敢於推動一連串針對學生「個人與群性發展」的教育改革，致力令學生健康愉快地成長。縣政府提倡將學校打造成一個安全愉快的環境，吸引學生重返校園享受學習。另外，每天的課堂必定有小組學習和協作學習的活動，但為的不是「改善學習差異」或「提升教學效能」，而是創造同學之間互相交流、彼此支援的機會。這情況和香港的教改大相逕庭。（當然，政府於2014年推出生涯規劃教育政策文件，並為每所公營中學提供津貼，實在是學生成長支援工作上的一大突破。） 我們的傳統文化中，老師肩負起「傳道、授業、解惑」的天職。就是年輕一輩的教師，都不希望自己只當「教書機器」；都以「教人育人」為己任。例如教導同學守禮、盡責、有承擔、敢於面對失敗、對自己的人生有目標、盼望等，香港的老師都非常認同，並且樂於承擔。可是現今的教育制度使「教書」的工作量遠遠蓋過「育人」的任務。學生輔導、生命和生涯教育彷彿都變成制度中的配襯品，老師的附帶工作。 有老師分享：「我校的中四下學年就開始補課。每次和同學對話的開場白就是「你完成了SBA沒有？」學生想找老師「傾偈」得提前幾天預約。我覺得非常愧疚他們！」我慨嘆今天的師生關係被擠得沒有讓大家喘息的空間。

需要空間

成長需要空間，我們要給孩子們跟朋友、跟家人、跟師長、跟自己對話的空間。讓他們學會與別人建立關係，學會尊重欣賞、有同理心、並且互相支持。遇有生活上的困難時，我們得給予他們失敗的空間，從中學會接納自己，並繼續嘗試。我們也要讓孩子有空間尋找能聽他們傾訴的對象。同樣，我們也要給老師空間，在大量課業批改和追趕課程的同時，要讓他們有時間和精力關顧學生的身心靈發展，有空間感受同學面對的迷惘和不安。這一切一切得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關心、問候、聆聽、了解、回饋才能做到。 筆者寄望，學生輔導、生命和生涯教育能在本港的學校扎根，透過全校參與的模式讓老師（班主任、學科老師、輔導老師和社工等）有系統地透過課程和課時施行，讓所有同學都在自己的成長經歷中，學懂自重和關愛，具備抗逆力，能夠認識自己、訂立人生方向。最重要的是，我祈盼每個孩子在校園生活中都感受到被重視、自己的能力（不單只學能）被尊重、被視為有價值的人。說到底，就是一份關懷、一份師生之間的愛。 此文章曾於2016年5月6日信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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